早期经历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398年3月16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朱棣在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太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基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

　　他的父亲朱高炽在永乐二年（1403年）被指定为皇太子，朱瞻基也在永乐九年（1411年）被朱棣正式立为皇太孙。他进一步攻读儒家的经籍和为政之道，此时主要由胡广进行指导。这些课程深受重视，以致在他与其祖父公出时也不中断。他父亲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15岁时，他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他们对他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受朱棣的宠爱有很深的印象。

　　朱高炽登基不久，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一日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在次年四月，他父亲派他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朱高炽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时，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皇帝已死去。于是他在26岁时成了新皇帝。

　　继位为帝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王朝。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留北京为帝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

　　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坐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还有一种阴谋论，说是朱瞻基等不及父皇朱高炽传位，谋杀了他，朱高炽的非自然死亡、朱高煦的措手不及、朱瞻基的从容即位是历史留下的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瞻基安全抵达京城。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第二年为宣德元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患病去世

　　朱瞻基在短期患病后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去，终年38岁。

　　他在遗诏说道：

　　“朕以菲薄，获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惧，弗克负荷，盖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泽未洽于天下，心恒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惟不能光承列圣之洪业，终奉圣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虽殁弗宁。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餋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职，效忠嗣君，毋忝朝命。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毋改山陵，务俭约。宗室亲王藩屏任重，谨守封国，各处总兵及镇守官及卫所、府、州县，悉心尽力，安抚军民，勿擅离职，赴阙进香者，令佐贰幕职或遣官代行。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七品以下衙门，并免进香，故兹诏谕，咸使闻知。”

　　朱瞻基在位10年。他被尊为章皇帝，庙号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废后胡氏（死于1443年）、继后孙氏（死于1462年）和他母亲张太后（死于1442年）。在临终时，朱瞻基指定已在宣德三年（1428年）2月20日被定为皇太子的8岁的朱祁镇为他的继承人，就是后来的明英宗。张太皇太后领导一个摄政团，它一直统治到正统七年（1442年）她死去时为止。

　　朱瞻基在位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史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政治

　　加强皇权

　　登基之后，摆在朱瞻基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朱高炽病逝，朱瞻基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朱瞻基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朱瞻基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朱瞻基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 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顾 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 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

　　朱高燧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朱高燧对朱高煦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朱高燧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朱高煦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朱高燧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朱高燧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朱高燧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朱瞻基对朱高燧的了解，他肯定知道朱高燧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朱高燧，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朱瞻基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朱瞻基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朱瞻基勾倒。朱瞻基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荡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任用贤臣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朱瞻基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 “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 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 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朱瞻基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朱瞻基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 。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朱瞻基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政府结构

　　朱瞻基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朱高炽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朱元璋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

　　朱瞻基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后来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朱瞻基而言，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

　　改革行政

　　作为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作出改变，它们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朱瞻基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察院；后来他制定了几项改造，并为它定下了新的任务。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诚实清廉的顾佐被任命为都御史，以取代刘观，刘因任职期间（1415年—1428年）犯下许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后的几个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员因不胜任而被罢官，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查。总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任务是重建兵员花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一般地说，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们变得更加干练，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的案件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皇帝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从半正式向正式的体制过渡。在这个体制中，官员们被任命到各省担任巡抚，其意义为“巡视安抚”；这个头衔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作“总协调人”（grand coordinator），因为这类官员的职责是协调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职能。这种省的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这一名称已被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过，当时他派太子朱标去陕西执行类似的任务。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级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员曾被专门授予巡抚或安抚的官衔，而且有些亲王——包括登基前的明仁宗、明宣宗也被委任过。

　　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朱瞻基遵循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两名高级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省去进行“巡抚”。当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5年后，这类委派的任务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

　　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年—1452年）被指定去监督征收、运输从长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粮时，“总督”这一官职名称开始被使用，意即“监督”。这一先例在明英宗时得以制度化，这时这些专使之一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明英宗时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也继而加以采用。

　　宣宗废后

　　朱瞻基即位后想立贵妃孙氏为皇后，便用意开导胡皇后，让她以有病为由辞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废了胡皇后而改立孙氏为皇后，胡氏居住别宫，但是朱瞻基并没有亏待她，恩御进膳如常，每到宴会，必命她居于孙氏之上。

　　宦官参政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

　　仁政爱民

　　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朱瞻基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 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朱瞻基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 ，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朱瞻基赐宦官银皿。朱瞻基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朱瞻基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年号

　　宣德（1426年~1435年）， 使用10年，是其代号。明宣宗又称宣德皇帝，其文化代表为宣德炉。

　　军事

　　清除军队腐败

　　朱瞻基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小差，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朱瞻基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条增至19条；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条。同年，他为了表示对军事和提高军队士气的关心，在北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难忘的公开军事检阅。京师在训的部队定期随御驾巡视北方边境和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尽管这样关注，军事组织继续受到管理不当、士气下降和缺乏战斗力等问题的损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军屯未能给部队提供粮食以及世袭的军事制度中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中国社会来说）。军队不再像在永乐帝时代那样经常征战，战斗经验很少。朱瞻基老是对犯罪军官宽大处理，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个因素。他断言，他们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明代军队的无能更趋严重；这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惨败人数远远少于明军的瓦剌蒙古人之手这件事中暴露无遗。尽管以后作了种种改革，明代军事制度的基本弱点到明朝灭亡时仍未得到纠正。

　　北击蒙古

　　朱瞻基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朱瞻基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失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 朱瞻基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朱瞻基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撤兵安南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经济

　　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朝贡贸易往来活跃。

　　财政改革

　　宣德时期第三个重要的国内发展是重新组织财政和特别在长江下游诸如苏州和松江等府采取救济措施。如前所述，这些府负担着很不公平的税赋。有意在这个地区征收惩罚性税赋的洪武帝后来已下令进行减免；但甚至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苏州的份额依然高达281万担，几乎是全国田赋总数的1/10。松江的地只有苏州的1/4，但田赋几乎为后者的一半，占田赋收入的4.14％。朱棣在位时，平均每年的田赋收入提高约10％，以满足迁都北京及历次对外征战、海外远航的巨额支出需要。史籍没有记载苏、松新的田赋份额，但可以合理假定，它们的份额也相应地提高了。这些沉重的税赋要求引起了巨额欠税和债务，从而导致大量人口出逃和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永乐晚期自然灾害袭击这一区域时更是如此。

　　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间，松江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担。朱瞻基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赋作为岁入，又依靠从长江流域运送的粮食来供养北京。这些运送的粮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计达239万担。正好两年以后，运粮翻了一番以上，达548万担。因此造成这一极为重要的区域减产的欠税和农户出逃，成了一件越来越受到关心的大事。在这些府采用各种减税免税的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国库，粮食运往北京。它们的实施还基于这样的信念：帝国的富强取决于其农业人口的富足。

　　钦差大臣周干的报告使朱瞻基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税赋负担的严重性有了清晰的认识，周干是奉命去那里调查财政状况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绘了农民的逃亡、过多的欠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当地居民和征税工作的严重影响。他提议减少官田的税赋份额，清除税吏的贪污行为，消灭当地官员的弊政。他请求朝廷指派干练的官员去管理这些府的财政事务，并派专使去监督他们的工作。

　　朱瞻基的注意力被这种情况所吸引，朝廷进行了讨论；大学士支持减税，户部官员则反对，因为担心减税后的影响。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皇帝下令全国减税。十月，皇帝派几个财政官员作为巡抚到各地总督税粮征收工作。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其中包括苏、松两府。在以后几年他和况钟（1383年—1443年）在宣德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况钟是一名同样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在当年（1430年）六月任苏州府知府。

　　周忱和况钟在承担新的责任时面临艰巨的任务。特别在苏州和松江，他们发现不但有巨额的欠税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间税赋份额的差异，而且发现大规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税赋负担。例如，周忱注意到，苏州府太仓县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的40年中，纳税户少了90％，只有738个纳税单位，而该县负担的税赋份额则保持不变。但况钟和周忱并不仅仅是不顾户部的不断阻挠而奉皇帝命令进行减税。他们还开始实行旨在消灭税吏征税中的不法行为和贪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项重要的财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称赞：

　　1.征粮的衡量单位的标准化。这个措施防止税吏欺骗和多收粮食。

　　2.每个县设粮仓以贮藏地方行政官员监督下征收的税粮。这样就能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

　　3.对官田和私田的税粮采用一种称之为平米法的附加税。这项附加税用于运输溯运河而上直达京师的粮食，附加税的一切结余都储存起来用作紧急储备。百姓可在运河河畔的方便地点缴纳税粮，另外缴纳一种特定的附加税，作为士兵们然后把粮食用船运至目的地的报偿。这样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运输的人的负担。

　　4.在这些府的每个县设济农仓。它将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的余粮，以便在自然灾害或歉收时分发。

　　5.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缴纳税粮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换率定期调整。这个制度对平民和官府都大为方便，还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货币经济和纺织业的发展。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议，但它们的贯彻常常受到户部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阻挠。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和况钟关于不折不扣地给苏州减税的要求才得到皇帝的批准，减免数相当于以前份额的1/4以上。对其他的府也相应地进行减税，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议却被户部成功地否定了。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后仍在进行。他的其他计划在正统帝1436年初期登基后被采用。还有一些计划后来给张居正（1525—1582年）在长江下游诸省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样板。记录表明，朱瞻基统治时期田赋年平均收入已下降到30182233担，比明仁宗统治时期少8％，比永乐时期少5％。在正统时期，此数又进一步降低了10至15％，在以后明朝各代皇帝统治下，年平均征收的税粮始终在2500万至2800万担之间。

　　要解释这些数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没有关于耕地面积和纳税户实际数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项目列出的国家收支数。的确，明代不存在国家“预算”。但是一般地说，在宣德期间农民似乎从全面的减税中得到了益处，而国家由于大量减少支出，也能够经得住收入的减少。但在以后几代统治时期，情况有了变化。由于直线上升的行政和军事支出，政府被迫加征附加税以补充税收的不足。这些附加税转过来造成了严重的新财政问题，这些问题使16世纪晚期张居正主持下的一条鞭法改革势在必行。

　　文化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把朱瞻基描绘成一个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手册《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停止用兵交。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实行为政以宽的措施，对宦官控制严格，改革科举制度，史称“仁宣之治”。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外交

　　郑和七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万国来朝

　　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

　　蒙古

　　虽然在以前几十年明朝经常遭受蒙古诸部落的骚扰，但朱瞻基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永乐帝的无情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懽（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统治时期，他们曾经徒劳地寻求中国人的援助去反对阿鲁台。在这些威胁面前，阿鲁台再次争取与明朝廷和睦相处，他的提议得到热情的回报。宣宗登基以后不久，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皇帝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侵犯者。

　　后来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中国军队在薛禄将军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中国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

　　日本

　　朱瞻基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朱瞻基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

　　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朱瞻基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朝鲜

　　朱瞻基和李祹（1418年—1450年在位）都在位期间，中朝关系一直是亲切的。双方定期互派使团、互赠礼物，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皇帝命一名宦官率第一个使团去朝鲜。他赠朝鲜王丝绸，以回报这一年早些时候朝鲜王派使团带礼物访华的行动。下一年，另一个携带礼物的使团被派往朝鲜；这一次，皇帝要求5000匹马以供军用。要求很快被满足。宣德四年（1429年）末，朱瞻基两次照会朝鲜王，劝他不要再用他本国不生产的金银器皿作为贡品，并且还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动物——这个劝告在宣德七年（1432年）重申。八年（1433年）末，皇帝婉言谢绝了朝鲜王要求派学生来国子监攻读的请求后，赐给他一套儒家的经史著作。这是朱瞻基最后一个派往朝鲜的官方使团。

　　根据明代史料，朱瞻基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愿望，似乎是出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和取得战马的明确目的。但是朝鲜的记载《李朝实录》透露，皇帝与其祖父永乐帝一样，常常有除此以外的个人目的。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要求处女和宦官以充实皇帝的后宫，还要求女厨师以满足皇帝对朝鲜佳肴的爱好。后来，中国人要求猎鹰、猎犬和豹，供皇帝玩赏。李祹亲自选7名处女，并随带10名厨师、16名侍女和10名年轻的太监于宣德二年（1427年）八月离开汉城，两星期后抵达北京。十一月，应明朝廷的要求，另一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宣德四年（1429年），皇帝要求并收纳了另11名厨师，以及大量的鱼和泡菜；类似的要求一直继续到宣德九年（1434年），直到十年（1435年）四月，即朱瞻基死后2个月，53名已在中国住了10年并希望离开的朝鲜妇女才被送回国。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另一面，这一面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

　　东南亚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朱瞻基命郑和指挥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结的舰队直到1年半以后才离开福建。按照皇帝的设想，它们的使命是恢复朱棣促进的纳贡关系。舰队沿着熟悉的航线重新访问了约20个国家，航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样，它们带回了携带宝石和异国动物等礼品的外国使团。这时已60多岁的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回国，没有亲自访问每个国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从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九年（1434年）带了一部分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宣德八年（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

　　朱瞻基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朱瞻基下令恢复远航时，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的远航了。

　　虽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扩张，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朱瞻基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社会

　　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挠。其中明政府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种种压制掠夺。

　　民间传说朱瞻基喜好私访，因其教育是以儒家为主，故其本人对经商的人也很反感，经常给以打压，使商业很难发展。

　　救济措施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扫黄运动

　　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许多达官显贵不问朝政国事，沉溺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之中；名流贤达狎妓冶游、寻欢作乐。后来，还出现了研究、评价妓女的《嫖经》，成为当时的狎妓指南。当时妓女满布天下，大都会有数以千计之多，就是穷乡僻壤，也不乏其人。

　　宣德四年（1429年）秋天，30岁的朱瞻基受够了。他称帝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阻止帝国官员们沉溺于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朱瞻基发动的这个行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当时朱瞻基的扫黄主旨，是为了巩固帝业不被颠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谓“父母官”的形象更为正面。因此，此次扫黄只对官员们起了一点威慑作用而已。

　　他的措施果断而不容置疑，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

　　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驾崩。在朱瞻基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

　　朱瞻基扫黄运动的失败，后来秦淮风月的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个皇帝的素质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宣德间，君臣关系相当的融洽，在此略举一例：朱瞻基夜访大学士杨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从四骑至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上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

　　皇帝有话想与大臣说，完全可以将其诏进宫中，而他却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没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论及此事时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显出君臣的和谐之处。

　　促织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记录。比如，他喜好促织，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促织者，蟋蟀也，民间叫蛐蛐。称“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织皇帝”好像就不太中听了吧。而且他“好促织”的有点过了头，明人吕毖《明朝小史》里载：

　　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说宫中尚此戏，其实就是在说皇帝的个人嗜好。君王可以有点爱好，但因为个人爱好，致劳民伤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显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些不德的表现，比如，他好房中术，曾向太医院一位太医索要这方面的书，这位太医比较正直，告诉他，他是看病的，先辈（指太医院）传下来的也都是些医书，没有那类的书。这让朱瞻基极为不满，于是他就令人把这位太医偷偷的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不让外人知道。太医的家人也感到蹊跷，就托人打听。得知真相之后，太医的家人也不敢声张，只能苦苦的等。那位太医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