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著有《紫箫记》（后改为《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诗文《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被合称为“临川四梦”，都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写一个女孩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

戏剧
　　《紫箫记》，大约创作于1577年，却因被认为影射时政而辍笔。十年后又改为《紫钗记》。
　　1598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即《牡丹亭》，描写了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与书生成婚。
　　1600年？作《南柯记》。
　　1601年？作《邯郸记》。

诗文
《感事》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玉茗堂四梦》
《玉茗堂文集》
《玉茗堂尺牍》
《红泉逸草》
《问棘邮草》

小说
《续虞初新志》

戏曲成就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其他成就
　　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1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3部诗集名《问棘邮草》。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1602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逝世后5年，韩敬编印《玉茗堂集》。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是1964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

江西抚川汤显祖纪念馆
　　该纪念馆为纪念临川明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家、“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而于1995年建立的历史名人纪念馆，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位于抚州城区东南2公里处文昌大道旁，占地180亩，主要由四梦村、娱乐村、度假村三大部分组成。主展厅清远楼是一座仿明建筑的两层楼阁，一楼是展厅，通过绘画、照片等形式展示汤显祖正直的一生及其流传千古的“临川四梦”；二楼则是戏剧舞台——四梦台，经常上演“四梦”折子戏，使游人在委婉动人的音乐中领略抚州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馆内环境优雅，楼台亭阁十分壮观，所有的景点都与汤显祖有关；三生桥、破茧山房、清远楼、听泉茶社自不必说，而四梦村里的牡丹亭、梅花庵、四梦广场、壁照、半亭、毛泽东手碑、毓霭池、杜丽娘墓、瑶台、黄粱饭店、胜业坊、钱廊，使人仿佛身处《临川四梦》梦境之中。它们不仅将汤显祖的四部名剧——《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中的场景结合园林特点艺术地予以展现，同时还将汤显祖生平、“临川四梦”对后世的影响及汤显祖在世界剧坛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世人进行展示。其中汤翁高尚的人格，公道正值的官品，辉煌的艺术成就给游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整个纪念馆文化内涵丰富，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载体。汤显祖纪念馆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环境极其优美。馆内既保留了一种原始林木状态，还栽种了许多适合观赏的经济林木。在馆内，春有鸟语花香，夏有绿树成荫，秋有鱼肥果硕，冬有青松傲雪。在馆内还将抚州的林木资源集中展示，辟有玉兰园、山茶园、松柏园、桂花园和桃花岛，引种了香榧、银杏、金钱松、红枫等国家珍稀植物，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植物园。

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该纪念馆位于遂昌县城北街四弄，于1995年4月在县城建成。面积900平方米，由前院、馆舍、后园三部分组成，环境优美，古朴雅致。馆内陈列内容丰富，格调高雅，集中介绍汤显祖生平、在遂昌政绩，以及汤显祖的艺术创作成就。遂昌作为汤显祖主政和《牡丹亭》的酝酿创作之地，一直以来就是中外汤学专家、学者寻访遗迹，搜集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研究活动之地。在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文化节暨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将“中国汤显祖研究会”的牌匾授予遂昌，这标志着中国汤显祖研究会正式落户遂昌，使遂昌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学研究中心。

汤显祖墓
　　汤显祖墓是一座汤显祖和他原配夫人吴氏及继室夫人赵氏、傅氏的合葬墓。解放前夕，墓地几遭夷平。1957年曾进行培修，“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1982年10月迁址人民公园。现在，这里成了文人凭吊、学者瞻仰的名胜之地。汤墓原址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550年9月24日（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养生学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自幼熟读诗书。

　　虽然汤懋昭、汤尚贤父子门派不同，但均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嘉靖四十一年）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1577年（万历五年）、1580年（万历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34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

　　1591年（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或称“临川四梦”）及《紫箫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中，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机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郭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汤显祖和俞二娘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著名的唱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它的一位读者俞二娘，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相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当今的追星族与她相比无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逝世后150年，与他同为江西人的蒋士铨，写了一部《临川梦》。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记载，这部以剧作家汤显祖为主角的传奇分上下两卷，共20出。传奇中多次出现特殊人物俞二娘。
　　例如第四出《想梦》，写俞二娘耽读《还魂记》，柳生和杜丽娘竟幻影现身。第十出《殉梦》，写俞二娘读《还魂记》断肠而死（这恐怕源于张大复的记载）。可是到了剧本的下卷，故事情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例如第十五出《寄曲》，写俞二娘死后20多年，她的乳母将俞二娘批点的《还魂记》送到了汤显祖手里。第十六出《访梦》，写俞二娘的亡魂打算拜访汤显祖，以此意诉之释尊。第十九出《说梦》，写汤显祖长子死而归天，与淳于棼、卢生、俞二娘、霍小玉（除俞二娘外均为汤显祖的剧中人）等人在天王前相会，论世事皆梦。最后一出，则写汤显祖在玉茗堂睡觉，睡神引俞二娘的灵魂进入汤显祖的梦中，与之相会。汤显祖感其知己。淳于棼、卢生、霍小玉等人也来见。玉茗花神传天王法旨迎众人入觉华宫。（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王古鲁译，中华书局版）
　　剧作家往往是经由文字和舞台表达思想，与观众交流感情的。然而在这部《临川梦》中，汤显祖与俞二娘不仅超越了剧作家与观众的关系，更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居然能在梦境中相聚，并进入仙界天庭。这与《牡丹亭》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诚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与俞二娘或许无缘相识，可是在《临川梦》中，他们却有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奇特交往，乃至心心相印。

创办书院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贬任徐闻典史时，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因而倡建贵生书院，清代经多次修建，1984年重建。贵生书院在徐闻县徐城镇旧城内。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辗成轨迹2道，深达13厘米。沿石道西走300米有学宫，建于明，仅存大成殿，1986年重修，现完好。书院和石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徐闻县民风好斗人皆轻生，汤显祖为了推广中原文明化土著之俗，其联合知县熊敏捐俸银在徐闻县城西门塘畔创办了一所“贵生书院”，教民知书识礼，认识生命的重要性而化其轻生之俗。并宣传“君子学道则爱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的人生哲理。汤显祖将书院的12间教室，分别命名为审问、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并在《徐文留别贵生书院》一文中道：“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汤显祖在教学上对弟子一视同仁，因材施教，扶理谈修，每日津津不厌。通过汤显祖的教育和宣传，徐闻文风渐盛，科举盛行。清《王夫子宾兴》碑文曰：“自明义仍先生来徐闻建书院，而徐益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辍魏科登赋仕，后先辉映，文风称极。”1591年（万历十九年）至明末徐闻连年旱灾，民食不果腹，但人人向学，仍出了15名举人。明清两代徐闻多次修缮贵生书院，并订立了《院规条》，还拨出学田96石作为会科经费，可见汤学已经深入徐闻人心。汤显祖病逝的消息传至徐闻，徐闻县兴建了“汤公祠”，以此表达当地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曲作家。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28岁时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后改写为《紫钗记》。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1591年（明朝万历十九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平（此处方框系上日下升之字shēng），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一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