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山的景色同江水的声音都已寂寥,十三陵中树木在晚风中萧萧作响。
中原的事业与江左政权一样腐朽,芳草何必为六朝的旧事而感伤呢?
注释
秣(mò)陵:金陵,即南京。
山色:钟山的景色。江声:长江的水声。
十三陵:明代十三个皇帝(从明成祖至崇祯帝)陵墓的总称。萧萧:此处状风声。
中原事业:指迁都后的明王朝。江左:建都南京的几个政权。
六朝: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
参考资料: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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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清代最著名词人之一。其诗词“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他生活于满汉融合时期,其贵族家庭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虽侍从帝王,却向往经历平淡。特殊的生活环境背景,加之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创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富于意境,是其众多代表作之一。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