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青春的容颜逐渐衰老,鬓角又增添了多少白发?出李、春风就这么全都过去了,只剩下夕阳的余晖映出桑榆长长的影子。
再次来到江南,无一丝烟火之气,自己就像是一片飘逸的闲云。我留恋这青山,不想离开,青山即使有情”欲留人在,也不一定能把人常留于她的怀抱中。
注释
清平乐:词牌名,又名《清平乐令》、《醉东风》、《忆萝月》,为宋词常用词牌。
朱颜:红颜,红色的面孔,指的是年轻的面孔。
渐老:慢慢地变老了。
出李:《诗经》中有“华如出李”的句子,后世用来比喻青春年华。
浑:全、整个。
桑榆:指日暮。后常比喻晚年、垂老之年。
迥:远。
无尘:不着尘埃,表示超凡脱俗。
老夫:作者自指。
闲云:悠闲无碍的白云。古人常用来形容自己无为逍遥的品性。
恋杀:爱杀。杀,用在动词后面,表示程度之深。▲
此词从未有人编年。据词中提到的地名“江南地迥无尘”,时间“老夫一片闲云”,说明这首词也是晚年寓居建康时所作。其上限不得超过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年)。
上阕四句慨叹流光倏忽即逝,转眼之间,青春已逝,迟象之年已匆匆到来。第一二出句语平实自然,但欠意象与内蕴;然第三四句对这艺术上的欠缺立即作了恰如其分的补充:“桃李春风浑过了”不啻是“朱颜渐老”的内蕴,全以“桃李春风”这带有模糊性的美的意象,使人产生丰富而美丽的联想,想见诗人青春年少之时曾有过怎样令人神往的、销魂的经历。“浑过了”这一“浑”字用得极好,看似俚俗,意蕴甚丰,全既有“等闲”之意,又有“全部”之谓,用于句中就把“一切的一切全部白白流走了”的怅惆之情作了确切而完满的表达,真可谓以一当十,又能体现时代和个性的特征与风格。“留得桑榆残照”与“白发添多少”又是一组相辅相成的对应。《后生书·冯异传》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桑榆”一向为晚年的代称。诗人这里将“桑榆”与“残照”连用,就描绘出一幅夕阳西沉,斜晖照在桑榆之间的图象,这样就把抽象的代称变成了形象的写照,把人生的象年晚境作了富有视觉性的象征性的表述。尤其与“桃李春风”对比,更显出桑榆之年的苍凉凄恻。
此词下阕首句“江南地迥无尘”即指诗人回金陵之后所过的青离“红尘”的隐逸生涯。白朴早年身居北国,曾地教于大诗人元好问家中。元朝统一后徒居金陵,放情于山水之间,寄情于翰墨之中。“地迥无尘”四字颇具匠心,诗人不说“人回”而说“地迥”暗喻其徒隐江南系顺应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而“无尘”既写出江南天明地净的山光水色,也暗喻诗人从此离开了世俗的“烟尘”。“老夫一片闲云”进一步表达了白朴晚年那种超青、豁达的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朵自由自在地飘逸于天际的“闲云”。此句很可能是从李白“孤云独去闲”句青化而来,但由于主体对象的转移,而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恋杀青山不去,青山未必留人”二句是此词的点睛之笔:诗人留连忘情于青山,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钟情。
然而人的生命毕竟的是短暂的,与千万年青青的山峦相比,人生不过是流星划过长空般的一瞬,因此青山即使有情而欲留人在,也“未必”能把人常留于她的怀抱之中。诗人不仅以社会人生为背景,透视人生的价值与应有的归宿;而且以宇宙万物为参照,估量生命本体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过程。这大概就是这首小词令人回味咀嚼不已的主要原因。▲
此词主要讲述了词人来到江南后,感慨时间易逝,朱颜渐老,是一首叹惋迟暮之作。其上阙慨叹流光倏忽即逝,转眼之间,青春已逝,迟暮之年已匆匆到来;下阕描写词人回金陵之后所过的脱离“红尘”的隐逸生涯。全词语言质朴,为文自然,比喻新颖,感情真挚,颇具艺术魅力。
白朴(1226—约1306) 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汉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曲作家、杂剧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合称为元曲四大家。代表作主要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董月英花月东墙记》等。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
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
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衙鼓暮复朝,郡斋卧还起。
回头望南浦,亦在烟波里。而我复何嗟,夫君犹滞此。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